浙江在线10月3日讯(记者 施力维 钱祎 叶锦霞 徐子渊)枫溪江畔,枫桥前,诸暨枫桥经验陈列馆外的小广场上,国庆长假以来,每天游人如织。
正是在这里,9月20日下午,时隔20年再次来到枫桥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与百余名当地干部群众面对面,谈“枫桥经验”,谈基层社会治理。
从总书记对基层社会治理一以贯之的重视,从这20年来百姓生活振奋人心的变化,大家无不真切地感受到——
正是因为坚持不断创新和发展基层社会治理,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变得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连日来,在学习和热议中,大家有了更深层的思考、更强大的动力:如何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如何加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创造更多经验……
越是现代化的治理,就越要走群众路线
人民满意是一条走不完的路,“枫桥经验”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重温“枫桥经验”诞生、演进、发展的历程,总书记深刻指出:“这里面有我们党处理问题、化解矛盾的政策策略,就是要走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时代在变、形势在变、社会矛盾的内容也在变,但依靠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始终没有变。
今年73岁的杨光照,是枫桥派出所的退休民警,如今也是“金牌调解员”,每年调解矛盾纠纷上百起。在他的文件柜里,整整齐齐摆放着153本调解笔记,记录着矛盾纠纷的演变。
“以前大多是土地纠纷、邻里矛盾等,现在更多的是劳资纠纷、经济纠纷等,但万变不离其宗,成功化解还得靠群众路线。”已是第三次近距离见到习近平同志的老杨,至今依然清楚记得总书记10年前曾作出的重要指示: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越是现代化的治理,就越要坚持走好群众路线。对此,钱江世纪城派出所社区民警李富强有着切身感受。
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所在的钱江世纪城,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过去的农居点,被一座座写字楼、高端住宅取代,“天际线”一次次被刷新,目前常住人口是户籍人口的4倍。派出所人少事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么管?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李富强介绍,他们实现“小事不出楼,大事不出街道”的一个秘诀,就是把网格员、业委会成员、楼道长、物业保安等各种力量都动员起来、融合进来,共治共享,“实践告诉我们,群众路线永远不能忘,既要用好各类数字化治理的新手段,也要靠一双‘铁脚板’来做好群众工作。”
基层社会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的发展完善。
习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语》中写道:“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重要原则一定要把握好。”
2005年1月4日,习近平同志来到小古城村调研,就嘱咐村干部要“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服务好三农”。从那年起,小古城村牢记嘱托,探索出共商共建的“四议六步”民主议事工作法。小古城村家家户户的围墙改低了、村庄变美了、村民富了。2022年,村集体收入突破千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2760元。
小村之变的背后,是浙江基层治理创新的活力迸发,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展现。
“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小古城村党委书记林国荣说,基层民主既可以解决纠纷,还能推动村庄发展,“我们一定要把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构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既充分激发群众广泛参与治理的澎湃活力,又有力保障基层社会的行稳有序,在火热的基层生活中,摸索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带着烟火气的基层民主实践,浙江过去不曾停步,将来更不会止歇。
高效有力的现代治理,必须统筹协同、精准施策
到枫桥经验陈列馆考察时,总书记曾在“实践成果”展区的4块图板前,注视良久。
那4块图板上的数据图表,分别呈现了2013年以来,全省万人成讼率、刑事案发数、生产安全亡人数持续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连年上升的直观变化。
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正是着眼应对和解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带着思考来枫桥的。
此后,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推动和谋划下,建设“法治浙江”、建设“平安浙江”等一系列事关全局、着眼长远的决策部署接续出台。这次来浙江考察,总书记再次强调,加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创造更多经验。
不仅限于治安好、犯罪少的狭义“平安”,还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宽领域、大范围的广义“平安”。“浙江平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果,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提出并践行至今的‘大平安’理念密不可分。”省委政法委平安综治督导室主任徐宜广表示,“大平安”理念蕴含着联系的、统筹的理念,强调“一手抓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报表”,是浙江社会建设和治理的一次思想飞跃、理念升华。
在景宁县委书记翁志鸿的案头上,每月中旬都会准时更新两张报表,一份是“经济报表”,另一份就是标注“红黄绿”三色预警的“平安报表”。看到今年8月平安报表中全县交通事故各项指数均同比下降,翁志鸿长舒一口气。就在去年12月,景宁县平安报表中“动态扣分”一栏有个由绿转黄的单元格,引起了他的警觉。
“黄色单元格显示,我县12月以来发生多起交通事故,我们立即开展调研,发现主要是由道路设施问题引发。”找到主要原因后,翁志鸿立即开会商议,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下发任务交办单,对全县道路安全开展重点督办整治。“平安建设常抓不懈,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的要求,用好平安报表,像分析经济形势一样,分析好社会形势。”翁志鸿说。
“大平安”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高效有力的现代治理,必须统筹协同、精准施策。
浙江于2022年启动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是全国唯一试点。省综合执法办副主任谷小忠全程参与了这项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以‘整体政府’的理念,打造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系,打破传统政府部门‘各自为战’的固有模式。”
在常山县球川镇,改革前,餐饮油烟、占道经营等一些执法事项,集中在县里生态环境、城建等部门,乡镇“看得见管不了”,部门“管得了看不见”,协调起来效率低、周期长。
“改革后,通过厘清县级部门和乡镇的权责边界,镇里有了执法权,‘一支队伍管执法’的效率与力度明显提升。”球川镇党委书记邱雪芳说,“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让执法更精准更高效。”
为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示范区,我省专门为“大平安”考评进一步修改完善了一整套指标体系,涵盖政治稳定、社会治安、经济秩序、安全生产、食药安全、生态安全、基层治理和人民生活等8个维度近100项指标。
“这些指标的不断更新完善,充分体现了富有自我革新精神的系统思维。”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范柏乃认为,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上,浙江应该牢记总书记嘱托,努力创造更多在全国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基层治理现代化,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民生活幸福,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国之大者”。
“总书记曾提出,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总书记这次在浙江的考察,使我对这三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更清晰的认识。”曾担任杭州市西湖区翠苑一区社区党委书记的张爱民说。
2003年,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期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将翠苑一区社区作为基层联系点,先后3次到社区调研,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并作出“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的重要指示要求。
“要把总书记强调的为民情怀,真真切切落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形成同心同力的社区自治、串珠成链的为民服务、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幸福美好。”张爱民说。
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长效机制做支撑。“民呼我为”作为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已驶入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轨道。
“近年来,我省通过持续打造‘民呼我为’统一平台,全面整合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各类民意反映平台渠道,实现了一个口子收集民意大数据。”省信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省提出要深入推进“民呼我为”工作体系改革,“通过这项改革,浙江将进一步深化对‘民呼我为’实现路径、机制、手段的探索。”
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离不开数字化赋能。从矛盾联调中心,到综治中心,再到如今的“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随着时代发展,“数智”融合正成为社会治理新力量。
“目前,我省已迭代形成党建统领网格智治模式,构建完善了‘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省委政法委基层治理指导室主任陈旭瑾深有感触地说,遵循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浙江把“没有走在前列也是一种风险”的意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将目光瞄准打造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示范区。
如何打通社会治理“最先一公里”,切实让问题不出户,解决在老百姓家门口,这是温州市瓯海区所思考的。瓯海区委书记曾瑞华说,他们围绕一个城市运行的一天“发生了什么,由谁来处置、怎么处置、处置得怎么样”,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提出“瓯海的一天”闭环智治理念,将区域内各项事务管理与服务归集成受理在一个口、感知在一个屏,打造社会治理和城市运行中心,“用意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从侧重社会稳定为主转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从一元治理转为多元治理,从传统治理转为数字治理、被动治理转为主动治理、事后治理转为事先预防……
善治善为,善作善成,浙江正在致力健全完善融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于一体的现代治理体系,以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走出一村一域,走出浙江、走向全国,相信浙江将有更多类似带着泥土气息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与经验,为全国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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